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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即時:81歲院士,講了一門“比春運火車票還難搶”的課

    2022-09-29 08:44:07

    講臺上的陳潤生。受訪者供圖

    課后,學生排隊找陳潤生簽名。王靜姝/攝


    (資料圖片)

    陳潤生和夫人任再榮。受訪者供圖

    ■本報記者 李晨陽

    陳潤生今年81歲,教了34年書,對課堂上的一幕印象最深。

    當時他正在講哈佛大學的干細胞實驗:科學家教會兩只鸚鵡唱歌,把其中一只鸚鵡腦子里的中樞神經弄壞,它就不會唱了。再把另一只鸚鵡腦子里的干細胞取出來,處理之后,注射進第一只鸚鵡體內,這只鸚鵡再次唱起了歌。

    這個實驗得出什么結論?學生們回答:干細胞可以用來修復受損細胞的功能。偏偏有個年輕人站出來問:陳老師,這只鸚鵡唱的歌,還和原來一樣嗎?

    陳潤生給上萬人講過這堂課,就只遇到一個人這么問,空前絕后。

    “這個問題有多好呢?”哪怕已經過去十多年,陳潤生談起這一幕時,還是眼睛亮晶晶的。

    如果唱的是新歌,說明干細胞只是恢復了大腦的功能;如果唱的是原來的歌,就說明干細胞還能修復已經損壞的神經連接,甚至能重建記憶。

    “這個問題關系到記憶和意識的本質,從科學上講,從哲學上講,都非常深刻,讓人震撼。”陳潤生說。

    一個人欣賞什么樣的學生,就能看出是什么樣的老師。而陳潤生最看重的,是學生“思考的層次”。

    壯觀的上課場景

    在中國科學院大學(以下簡稱國科大),如果你想去聽陳潤生院士的《生物信息學》,需要提前做一點攻略。8:30開始的課,最好剛過6點就去占座。有人沒經驗,6:40去了,驚訝地發現前排已經坐滿了。

    當然,前提是你能“搶”到這門課。當初線上選課,600個名額“秒空”。沒搶著課的學生太多,學校又連續增補了兩次名額,最終擴容到約900人。

    國科大雁棲湖校區里,一般的“大課”多開在階梯教室,而《生物信息學》開在能容納上千人的學生禮堂——在一則校園新聞里,這一幕被描述為“壯觀的上課場景”。隨便問問在座的學生來自哪個專業,答案五花八門,覆蓋“數理化天地生”。

    總建筑面積10741平方米的禮堂里,電影院般偌大的落地屏幕下,老爺子本就單薄的身板,被襯得愈發小巧。長而空闊的講臺上,一人,一桌,一椅,一筆記本電腦,一保溫杯而已。八旬老院士的洪亮嗓音,經由一支小小的麥克風,充盈整個空間,繞梁不絕。

    “我第一次聽課的時候,坐得比較靠后,聲音卻清晰有力,我完全沒意識到講課的人已經這么高齡了。”已經畢業的學生饒丹對《中國科學報》說。

    陳潤生是中國第一個開設《生物信息學》課程的人,在8年里,這門課都是全國獨一家。

    第一堂課,他要告訴學生什么是“生物信息學”。

    他的講法很獨特,是從自己一段瘋狂的“追星”經歷開始的。

    1988年,陳潤生從德國漢堡大學留學歸國。他曾做過“洪堡學者”,有“量子生物學”這樣的前沿科研經歷,還發表過至今聽來也不過時的“人工智能與神經網絡”研究論文,只要沿著這些方向繼續做下去,順理成章的大好前程就在眼前。

    但陳潤生心里始終橫著一個問題:未來的科學究竟要做什么?

    20世紀90年代,世界迎來又一個科技大發展時期。繼“曼哈頓原子彈計劃”“阿波羅登月計劃”之后,人類自然科學史上的第三大計劃——“人類基因組計劃”蓄勢待發。憑借敏銳的科學嗅覺,陳潤生預感,這將是改變生命科學乃至人類命運的轉折點。他極度渴望成為這歷史洪流中的一員。

    在陳潤生為這幅科研藍圖朝思暮想、欲癡欲狂時,國內相關領域幾乎是一片荒漠。“無人可說、無話可說,那種孤獨感逼迫著我,找一個窗口去釋放。”就這樣,他做了一件在當時看來近乎“瘋狂”的事——給詹姆斯·杜威·沃森寫信。

    上過中學生物課的人一定聽說過沃森。他是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者,是1962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,也是現代分子生物學的帶頭人。赫赫有名的人類基因組計劃,當時就由他主持。

    在信里,陳潤生告訴沃森,自己是一名中國科研工作者,對人類基因組計劃非常感興趣,希望能做一點相關工作。

    信寄出去了,內心的焦灼也就消除了大半。就像“追星族”那樣,陳潤生從沒想過能收到回信。

    一個多月后,北京中關村傳達室收到一個厚厚的牛皮紙信封,美國寄來的。陳潤生接到通知時,第一反應是“找錯人了吧”。他幾經周折,終于拿到這封信,瞬間被“無法想象的開心”籠罩。

    當時美國人類基因組計劃辦公廳的主任受沃森之托寫了這封回信。信中表達了對中國科學家關注的感謝,重申了人類基因組計劃對整個人類文明和科技事業發展的重要性。

    隨信還寄來兩本材料,一本是人類基因組計劃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文本,另一本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各研究所的介紹,邀請他選擇一到兩處出國訪問。

    這些材料中大篇幅闡述了發展生物信息學的重要性,因為“人類基因組計劃中最重要的問題,就是如何破譯基因密碼”。

    陳潤生如饑似渴地讀著,同時審視著自己的學術背景:生物物理學出身,有扎實的數理功底和良好的學科交叉基礎。他越想越覺得,“這不就是為我量身打造的研究方向嗎?”

    每個聽過陳潤生《生物信息學》課程的學生,都對這段故事印象深刻。

    “感覺很奇妙,就像打破了次元壁。”2020級國科大學生岳穎說。在陳老師的講述中,那些課本上出現過的名字和知識點,都活生生地撲面而來,令人目不暇接。

    陳潤生的這種講課方式,不是隨便誰都能學的。當他講解一門學科時,其實是在講述這個學科如何誕生、如何在中國興起,又如何在無盡的未知和挑戰中曲折前行。而他本人,正是整個歷程的參與者和實踐者。

    “要問咱們國家第一個做生物信息學的人是誰?絕對是我,不會有第二個人。”這就是陳潤生如此講課的底氣。

    整個中科院“傾巢”而出,為培養年輕人作貢獻

    陳潤生是全中國第一個做生物信息學研究的人。

    而他的老師貝時璋先生,是全中國第一個做生物物理學研究的人。

    1958年,貝時璋做了兩件里程碑式的大事:創辦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(以下簡稱生物物理所),創建中國科技大學生物物理系。

    在中國科技大學剛剛成立的生物物理系里,陳潤生和同學們享受著近乎夢幻的教學陣容:貝時璋、華羅庚、錢臨照、嚴濟慈……王元、龔升等后來的大數學家,此時剛剛邁向而立之年,只能給他們做做輔導。

    “當時我有一種強烈的感覺:整個中科院‘傾巢’而出,為培養我們年輕人而作貢獻。”陳潤生說。

    當時生物物理學還是一門飽受爭議的學科,有些知名學者甚至斷言:“只有生理學,沒有生物物理學!”因此,在這個新生的生物物理系里,從老師到學生都是“開拓者”。

    陳潤生記得,貝時璋先生在第一堂課上,向學生耐心解釋什么是生物物理學。他的寧波鄉音較重,很多人聽不懂。好在陳潤生祖上也是江浙人,基本聽明白了。

    “貝先生說:生物物理學就是在生命活動中探索物理規律,用物理方法來研究生命現象——是一門大交叉的學科。”

    性情和厚、言辭謙遜的貝時璋,做起事來卻雷厲風行、毫不含糊。為了培養出真正的學科交叉人才,他安排生物物理系學生們“物理課和物理系一起上,數學課和數學系一起上,化學課和化學系一起上”,老師都是各個學科頂尖的名家,絕不打半點折扣。

    后來,他還邀請錢學森、彭桓武等物理學大家交流共事,推薦表現優異的學生參與跨單位合作,陳潤生便是其中一員。

    得天獨厚的學習工作經歷,讓陳潤生一生受用無窮。

    “無論是做學問,還是做教育,總有些東西,只可意會不可言傳,那就是一個人升華凝練后的東西。就像賞鑒文物,要到一定境界,才能品出滋味兒。”

    在眾多大師的引領下,陳潤生從未因課業繁重而憂慮,只覺得越學越輕松。

    他親耳聽過華羅庚先生那句流傳甚廣的名言:“先把書讀厚,再把書讀薄。”半個多世紀過去了,他在大學學到的知識多數早已遺忘,腦海里留下來的“薄”是各個學科的體系脈絡,是頂級學者的眼界思維,是那種為了學術理想“敢為天下先”的精神。

    就像貝時璋先生認準了生物物理學那樣,陳潤生也認定了生物信息學。不管有多少阻礙和困難,他都逢山開路、遇水搭橋。

    陳潤生剛回到生物物理所時,國內還沒有這方面的科研項目,他就一邊做其他項目的工作,一邊見縫插針地“搗鼓”遺傳密碼研究,還險些被項目負責人“掃地出門”。

    好在生物物理所領導對陳潤生印象相當好,給對方吃了顆定心丸:“你放心吧,他是扎扎實實搞研究的人。”這才讓陳潤生有機會繼續做下去。

    但這顯然不是長久之計。那幾年,陳潤生帶著自己的學生,一面埋頭苦干,一面遍尋機遇。1992年,吳旻、談家楨、強伯勤、陳竺等科學家開始推進中國人類基因組計劃。陳潤生派了一個最會跟人打交道的機靈學生,登門拜訪吳旻院士,誠懇地表達了加入這項計劃的愿望。

    “我讓學生講清楚三點:第一,我收到過沃森教授的回信,對人類基因組計劃是有了解的;第二,我知道他們的團隊以醫學人才為主,我們是做生物信息學研究的,可以幫助處理大量數據;第三,我們只要帶著計算機和腦子就可以工作,我們不要錢。”陳潤生回憶道。

    當時擔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生命科學部主任的吳旻院士,認真聽完了這個學生的講述,他們內部討論了一下,認為確實有必要納入這樣一支專業的序列分析和數據處理團隊。

    中國科學家的工作在整個人類基因組計劃中占了1%。但更重要的是,這些工作帶動了中國在基因組學、生物信息學等領域的起飛。包括陳潤生在內,有太多人從這1%中開辟出越來越廣闊的科研天地。

    不知算不算某種精神傳承,貝時璋先生在巨大的爭議和反對聲中開辟了中國的生物物理學之路;而他的學生陳潤生,也在不被身邊人理解的孤獨里,筑起一座名叫生物信息學的小島,一步步開墾出碩果累累的科研沃土。后來,他又在國內率先開啟了非編碼RNA研究,開辟出一片新的科學藍海。

    一年又一年的《生物信息學》課上,千千萬萬學生聽著這些故事,聽出了各自心中的“哈姆雷特”。

    有個學生在微博里寫道:“聽陳潤生院士講課,就會想要當個科學家。”

    “教師”陳潤生和“導師”陳潤生

    師者,傳道授業解惑也。

    在研究生階段,“師者”們天然被賦予兩重含義:講臺之上的“教師”和課題組里的“導師”。前者重在傳授,后者重在栽培。師者陳潤生游走在這兩種場景間,沒有身份切換的障礙,只覺得相得益彰。

    課堂上數百名學生,問各種各樣的問題,其中不乏“刁鉆”的角度,逼著他把自己做過的研究一遍又一遍“反芻”,思考得更加深入、透徹,對學術的理解更上一層樓,再返回來指導自己的研究生,也愈發游刃有余。

    年輕人都“吃他這套”——“教師”陳潤生的學生說:“陳老師就像到我腦子里轉過一圈兒,我哪兒明白哪兒不明白,他都知道。”“導師”陳潤生的學生說:“做科研遇到低谷了,就去陳老師辦公室坐一坐,出來時又精神百倍,充滿信心。”

    何厚勝同時做過這兩種學生,他說:“羨慕我的人可多了去了。”

    他是2003年考到生物物理所的。同批考生里有1/3都報考了陳潤生的研究生,盡管此時陳老師還沒當選院士。何厚勝的筆試成績名列第一,但他本科讀的是物理系,一點生物學基礎都沒有。

    陳潤生面試了一下他,知道“是個好學生”,便問:“你有沒有決心,在我這里碩博連讀5年,就做生物學實驗,不搞你的物理了?”

    何厚勝有點意外,他知道生物物理學是交叉學科,還想著好好發揮一下物理學優勢。但陳潤生接下來的話說服了他:“你的物理底子已經挺好了,但生物底子必須打牢靠。等你畢業后,就帶著在我這里5年學來的分子生物學和本科4年學到的物理學出去干吧,什么都能干得成!”

    何厚勝動手能力強,擅長做實驗。但生物學實驗的操作并不復雜,難的是背后精妙幽微的機理。跟其他生物學出身的同門一比,他愈發不敢懈怠,“每一個概念都從頭學起,用一年半的時間學完了別人本科4年的知識”。

    博士畢業時,他被陳潤生推薦到美國哈佛大學繼續深造。后來,陳潤生赴美訪問,哈佛教授指著何厚勝說:“陳,我告訴團隊里所有人,以后再招學生,就按照他這個標準。”

    “我的學生在哈佛都是‘免檢’的,根本不用寫推薦信。因為我每推薦一個學生,就留下一個美好的印象,一直保持著這樣良好的信譽。”講到這些,陳潤生的笑眼里總會劃過一絲得意。

    如今何厚勝已經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建立了獨立實驗室,做的是陳潤生曾經力推的非編碼RNA研究。漫漫科研長路上,他常常想起陳老師瞇起月牙形的眼睛,笑紋在臉上一圈圈漾開,“放心做吧,做壞了我也不會打你們屁股”。

    盡管身在海外,但只要有機會回國,何厚勝總會來生物物理所的實驗室坐坐,“這是我在北京的另一個家”。

    陳潤生說,他是真把學生當朋友。一個年輕人來了,他想的不是怎么讓他趕緊出成果,而是怎么讓他成長好,做自己最感興趣的事。

    另一個學生跟他學了兩年,突然跑來說:“陳老師,我不想學這個了,我要去學法律。”雖然有些驚訝,但陳潤生沒有問他“為什么”,而是問:“你這是一時沖動,還是內心深處的選擇?”

    學生回答,就是發自內心喜歡法律,為此可以不要唾手可得的碩士文憑。陳潤生完全支持他的決定,只提了一個建議,讓他在這里再讀一年,因為“一個自然科學的碩士學位,會是一筆寶貴的人生財富”。

    如今,這位擁有生物學和法律雙重學位的學者,已經是知識產權法領域的知名專家了,連陳潤生遇上知識產權方面的問題也要去找他咨詢。

    在生物物理所,陳潤生課題組的氣氛是出了名的寬松。做導師的,生怕學生們弦兒繃得太緊,還特意發明了一個名詞“脈沖式學習”——“沖”一會兒,歇一會兒。一張一弛,勞逸有度。

    脈沖能釋放出巨大的能量。陳門師生同樣如此。

    這個課題組在漫長的時間里,保持了高頻高質的產出。峰值出現在2006年,這一年他們“脈沖式”發表了21篇SCI論文,平均每半個月發一篇。

    逆流而上的生命之河

    亦師亦友,如父如兄——用這8個字形容學生們眼中的陳潤生,毫不為過。

    當然,隨著年齡差的持續加大,現在的學生們更喜歡把他看作“給我們講道理的爺爺”。

    然而,這樣一位“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”的老人,早年卻從未享受過來自父親的庇蔭。

    “我剛出生,父親就離開家了。也可能我還沒出生他就走了。這么多年,我也不知道到底見沒見過他。”

    陳潤生出生在1941年的天津,當時的津門老城,正飽受日軍的鐵蹄踐踏。陳潤生的父親剛剛20歲出頭,是南開大學的學生,他沒來得及好好道別,就和幾個同齡人結伴,冒著極大的危險突破日軍占領區,從此再沒有回來。

    家人最后能確認的是,他離開天津后曾到達西安,也就是當時的國統區。再之后,他去了哪里、經歷了什么,沒有人知道。

    因為家庭的原因,陳潤生的青年時代總縈繞著一絲揮之不去的孤獨。

    “班里多的是高干家庭子弟,我在他們中間,總覺得自己不那么‘根正苗紅’。”

    “就好像背著一個無形的包袱,而身邊人都沒有,即便大家不說什么,我總是不敢融入進去。”

    在這充滿逼仄感的孤獨中,他只剩下一個最純粹的念頭:要更加努力,要表現得比別人更好。

    最終,他成了大學班級里走出的“唯二”的兩位院士之一。

    陳潤生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后,對父親的找尋仍未停止。前半生里讀過的那些史料,找到的那些線索,讓他越來越傾向于父親當年應該是從西安一路南下,加入中國遠征軍,直抵緬甸、印度等地。史書中對中國遠征軍的記載分外慘烈,30萬將士血戰沙場,只有寥寥數萬人得以生還。

    此時的陳潤生,已經是工作極度繁忙的學術帶頭人了,不可能把太多時間留給自己的執念。于是他想到一個絕妙的辦法,告訴各類院士活動的舉辦方,如果去云南騰沖的話,請一定喊他參加。

    騰沖有一座國殤墓園,巨大的青灰色石頭墻上,鐫刻著10萬遠征軍將士的名字,還有十幾萬人,連名字都沒有留下。每次去騰沖,陳潤生總要抽出一點時間,一行行地用目光巡讀那些文字,可總是一無所獲。

    直到2016年,他再訪國殤墓園,遇到了一名講解員。他向講解員求助,對方告訴他,10萬名遠征軍戰士的名字已經錄入計算機系統。把名字輸進去,點擊搜索,顯示該名字位于第25區的第幾塊墓碑上。

    陳潤生趕緊跑去一找,70余年來夢寐以求的三個字,終于在這一刻,清楚分明地涌入眼簾:陳文仲。

    “所以,就是一個年輕人,懷抱著很純粹的抗日救國理想,加入遠征軍,去到很遠很遠的地方,然后不知道犧牲在哪里。”

    “就是這樣,很單純的一件事,對吧?”

    他仿佛問著眼前的人,也仿佛是在與過去的自己說話。

    陳潤生再次去騰沖時,同行的院士朋友們已經知道他父親的故事。大家特意組織了一個活動,在刻有他父親名字的石碑下放上鮮花,然后舉行了一個簡短的儀式。

    此時陳潤生已經年近八旬,回望那個年少時孤獨彷徨的自己,恍如一夢。

    “其實我的孤獨啊,壓力啊,早就在做事情的過程中慢慢消解掉了。”

    “我多愁善感的時間很少,特別到了后來,就是內心很開闊地不斷追求一些新的東西。”

    有人說,人生是一條逐漸走向孤獨的旅途??申悵櫳坪跏悄嫫涞蓝兄?,他從孤獨的小溪里逆流而上,直到把生命的河道拓寬、拓寬,不斷地容納更多的人、更鮮活的理想,和更豐沛的情感。

    在陳潤生的課堂間隙,總會有學生排著隊找他簽名,大家炫耀般地把這稱為“大型追星現場”。年輕的面孔如潮水般涌來,然后久久不肯退散。

    聽過他課的學生、課題組里的同事、與他相濡以沫的家人……頭發漸漸花白的陳潤生,總是被這些人簇擁著,在充實的生活里爽朗地笑著。

    當他暫時放下總也做不完的工作,抖落院士、博導、名師等大大小小的光環,回到和老伴兒兩個人的小家里,他又成了一個普普通通的小老頭兒。在這個家里,他們夫妻二人曾經共同養大兩個孩子,沒靠過老人,也沒請過保姆,“一晚上洗的尿布就能搭滿整間屋子”。

    他喜歡讀偵探小說,但對作家的“邏輯”非常挑剔,因為他總是一邊讀,一邊分析接下來的劇情如何發展。不過他的預測往往不準,猜錯了,便付之一笑,“說明人家的造詣比我高”。

    每個星期,他會抽空下廚,給家人整幾個拿手菜。每年的年夜飯,大廚也是他。紅燒肉、燜大蝦、燒茄子……“這些菜我做得好吃”——就像從不吝惜贊揚學生一樣,他也從不吝惜表揚自己。

    不光讀書要“先讀厚、再讀薄”,陳潤生自己的人生也似乎“先過厚、再過薄”了。獲得過無數榮譽獎項,培養出眾多優秀人才后,他給自己取的微信名字卻叫“微不足道”。

    他會多年如一日,在清晨準時趕到公交站或校車站,坐一兩個小時的車去學校講課;也會在大中午天正熱的時候,早早來做核酸,只因為這個時候排隊的人少,不會耽誤工作。

    如果你在街頭偶遇他,可能會覺得這只是一個平平常常的老爺子,只不過精神格外好,眼睛格外亮,暖暖內含光。

    《中國科學報》 (2022-09-29 第4版 風范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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